绿色低碳循环理念的实践——以优化处理生活垃圾为例

（一）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是前提条件

生活垃圾分类是实现资源化和循环利用的前提条件。如果不推动生活垃圾分类这一链条核心，那么生活垃圾就难以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处理体系。对于堆肥来说，只有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才能保证堆肥所要求的有机物纯度。在垃圾尚未实现分类的情况下，堆肥产生的有机肥不仅成本高、肥效低，而且有害成分较多，影响有机肥的功效。[21]

（二）控制垃圾焚烧设施扩张规模，逐步减少有机质焚烧

对于焚烧来说，垃圾分类最大的贡献是干湿分离。一方面，干湿分离减少了垃圾数量，干湿分离后餐厨垃圾将不再直接焚烧，这将减少上亿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干湿分离后垃圾质量提高。首先是垃圾的单位热值提高。日本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措施，垃圾单位热值是我国的两倍左右[22]；其次是垃圾成分更加均匀，燃烧更为充分，污染物排放减少。铜、镍等金属被分选后，减少了二噁英类生成的前驱物；餐厨成分被分离后，生活垃圾燃烧更为充分，有利于减少二噁英类污染物排放[23]，湿垃圾的分离也使渗滤液大幅减少。

对于焚烧发电项目来说，应将垃圾分类带来的影响纳入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长期发展规划。可以预见，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进，进入焚烧环节的湿垃圾将出现减少趋势，而目前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产能利用率已降到七成，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因此，对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应采取一定的控制措施，对于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地区，应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地广人稀的县域地区，应因地制宜，审慎采用焚烧处理方式，为绿色低碳循环的垃圾处理方式留下发展空间。

（三）堆肥是垃圾处理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1 .有机质堆肥的直接影响

餐厨垃圾通过堆肥等资源化处理，直接减少了飞灰和废渣等污染物产生量。从温室气体排放角度看，每吨有机垃圾排放二氧化碳当量为 20~65 千克，在管理得当情况下，堆肥环节（不包括收集和堆肥过程能耗）产生的温室气体微乎其微。[24]根据李颖等学者研究，“十三五”时期北京市每吨生活垃圾堆肥（包括收集和堆肥过程能耗）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为190 千克[25]，这远低于焚烧排放的二氧化碳。餐厨垃圾从焚烧转变为堆肥，每吨垃圾处理过程二氧化碳排放将降低760 千克。保守估计我国生活垃圾中50%为餐厨垃圾，全部转为堆肥处理方式，那么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000万吨。

2 .有机质堆肥的间接影响

堆肥的另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作用是通过替代化肥而实现减污降碳。有机物当中的碳、氮元素被固定，形成物质的循环利用，本身就是一种无污染的低碳生产方式。[26]相比较而言，化肥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生产过程消耗化石能源和电能，产生二氧化硫、挥发酚、氨氮、粉尘等多种污染物；化肥生产和施用是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影响因素。[27]仅在氮肥生产环节，每吨氮肥排放约2吨二氧化碳当量。[28]在施用环节，化肥排放温室气体也高于有机肥。[29]

有机肥是维护耕地地力和提高土壤固碳能力的有效措施，[30]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我国耕地有机质含量严重偏低，[31]农业绿色循环经济链条断裂。保护和改善耕地质量亟需增加有机肥施用数量。2017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提出深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这为有机肥提供了一定市场机遇。如果生活垃圾中50%为餐厨垃圾，假设其中仅以10%的比例转化为堆肥产物（腐殖土），那么每年可以生产1000多万吨有机肥料，对化肥形成较好的替代互补。

3 .打通堆肥产业发展的堵点和断点

由于堆肥具有正外部性，市场供给不足，因此，堆肥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政府对堆肥产业必须予以扶持。首先，对城市堆肥产业提供一定的用地和人才支持，积极开展试点。在高校科研院所投入科研资金支持堆肥技术研发，攻克技术难关，我国应加强对瓶颈难题的研发，如恶臭的控制，加快推动堆肥技术的产业化，形成具备地方特色、不同层次的绿色技术储备。其次，在城市园林绿化等公共绿地用肥上，优先采购有机肥，发挥政府采购的绿色消费导向作用，逐步打开堆肥产品的市场销路。最后，逐步减少对化肥和垃圾焚烧发电的财政补贴，转而对堆肥产业和堆肥产物实行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从而鼓励相关企业向堆肥产业转型，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四）生活垃圾减量化是绿色低碳循环处理的根本之策

1 .尽快提出生活垃圾减量目标

减量化一直是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首要目标，却至今未曾实现。目前中国有14亿多人，生活垃圾产生量3.2亿吨。尽管受疫情影响，2020年生活垃圾产生量有所减少，但2021年反弹后恢复增长趋势。假设未来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保持不变，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城镇居民的水平，那么，中国生活垃圾产生量峰值为5.1亿吨。2018年，美国人均产生生活垃圾2.2千克/日。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趋于挥霍型的美国模式，那么，中国生活垃圾产生量峰值将大幅增加到11亿吨，是美国的4倍多。这个庞大数量显然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日本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仅有0.9千克/日。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必须比日本还低，总排放量才能显著降低。如果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能降至0.5千克/日，那么全国生活垃圾产生量将降到2.6亿吨，低于当前的排放量。

2 .生活垃圾减量化思路

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生活垃圾减量化具有较大的潜力空间。第一，加快向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绿色转型需要政府激励和引导公众有序、有度、有利和有效参与环境治理。[32]中国正推广实施的“光盘行动”，可减少大量餐余垃圾。干垃圾主要来自商品包装，由于污染等原因而难以回收再利用。减少这些干垃圾须从生产源头减少过度包装、限塑或禁塑。

第二，垃圾减量与经济手段相结合，促进资源化再利用。垃圾分类会对垃圾处理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分类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垃圾减量化。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实施垃圾分类开始，直到2010年生活垃圾总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才呈现下降趋势[33]，前后长达40年的时间，其间实施了多年的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实施垃圾按量收费等制度。我国可开展垃圾计量收费试点，尝试各种促进垃圾减量的经济手段。对于市场价值低但社会价值较高的物品，如玻璃容器，政府可给予一定政策优惠措施，激励企业或个人收集回收。

第三，中国还须积极探索城乡有别的垃圾处理模式。要重视城乡居民生活行为的差异，大城市餐厨垃圾集中、量大，适合大规模集中处理；乡村地区餐厨垃圾分散、量少，适合小规模分布式处理。乡村地区应探索符合地方特色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当前我国很多公益组织在乡村推行“零污染”村庄建设项目，采用堆肥方式处理有机垃圾就地还田、回归大自然，这是一种较好的分布式处理方式，应在乡村地区大力提倡。

总之，中国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活垃圾处理绿色转型之路，向世界展示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中国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成功的中国样板。